解放初，父亲只身来到西北一座古城。
翌年，母亲追随来到父亲的身边。
肩上扛着一卷布作盘缠，开始了陌生的城市生活，之初，总想着有一天重返故乡，之后，带着明天的梦，在春去秋来中扎下了根。

两袖有清风
我的父亲初到车站，干的是铁路装卸，时间不长就被组织安排到了会计室。从此，我父亲一辈子都在与“数字打交道”。每天手上写的是数字，拨动算盘珠子计算的也是数字，为铁路事业精打细算，没有算错过一笔账。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诱惑大、风险高的岗位，在父亲的眼里，金钱只是印刷精美的画片。我妈妈是父亲背后坚定的支持者，她用勤俭和坚强支撑一个家。每天“一分钱掰开花”，让父亲不为家事操心，一辈子不为金钱的事红脸，我的父亲才能挺直腰板：做到“一分钱公家的就是公家的”。父亲在与数字的“厮打”中没有被金钱绊倒，进而成就了一位优秀的铁路会计。
父亲的一生没有惊天的壮举，一生拨动枯燥无味数字工作，他把职业准则和人格品行融入到了工作中，不给自己多算一分钱，不让别人少拿一分钱。他一生是用生命写成的账本，条条清晰，笔笔真实，清清白白；他所走的路是并行的铁轨，言行如一，没做一件“出轨”的事。在父亲的身上我读懂了，没有辉煌和壮举的平凡，没有万贯家业的清贫和本分，没有官职的平和与尊严，身上不留一滴“墨汁”，这是我父亲一生的骄傲。
1970年，成立宝鸡铁路分局，我的父亲来到了普集镇小站工作。
我爸在外地上班，离家远了，妈妈又成了爸爸的远程炊事员。上班带上饭菜，把家的温暖始终留在身边。每周一三五父亲坐着“班列”上班。天不亮，妈妈就要早起给父亲做饭，泡茶。父亲吃早饭的时间里，妈妈还要擀面条，炒白菜豆腐，让父亲带上。到单位后，把面条摊开，晾干，那是父亲两天的主食。每周二四六吃完带去擀面和炒菜，又坐着“班列”回家。一次父亲在“班列”上，人多拥挤，丢了钱包，却又失而复得。钱包里只装有一张年度通勤票，值钱的就是那个钱包，还被丢在邮箱里，它又跑回到主人的身边。
妈妈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称职的炊事员，妈妈用爱诠释了对家庭的责任。直到父亲退休，这一项远程业务才宣告结束。
数字一生，两袖清风。没有被金钱绊倒，没有让官帽压弯腰，也没有在石榴裙前迷失。父亲的一生与金钱、官帽、石榴裙无缘。

一生在党外
父亲一生谨慎，从不做出格的事，没有半点私心。文革期间，单位分为两派，父亲打定主意两派都不参加，经同事们多次动员劝说，最后无奈中接受了，两派的袖章揣在兜里，从来不在臂膀上戴。
父亲一生只喝一种茶，花茶；父亲一生只抽一种烟，工字牌卷烟；父亲一生最高的职务是会计，永远的职务还是会计。父亲一生只穿母亲手工做的布鞋，没有穿过皮鞋；相伴一生只有一件心爱的工具，一把声音洪亮的算盘。
父亲一生很少获奖，1956年11月5日，父亲获得郑州铁路局第三届先进生产者。家里有一个红色、硬皮、很厚的纪念册，页面空白无横格，可以用作素描本。它能为父亲获奖作证。扉页上，一个核桃大的奖字很耀眼，被一个红色印章包围着。还有一只玻璃茶杯，至今我清晰记得，杯子底部有两个醒目的字：不碎。随着年代的久远，那只杯子早没了踪影。我相信它没碎，只是躲在了人们看不见的角落里。
让人遗憾的是，父亲一辈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人的一生中，先进、奖状其实都不算重要。得奖的人不一定工作就好，是指标富裕了；无缘奖状和奖杯的人，不是定义工作不出色，只是评奖的指标太少了。我眼睛看到的父亲，不论获奖与否，他都是最优秀的。父亲思想健康，品德高尚，热爱党，工作积极认真，因为一道无法改变的社会关系，关闭在加入党组织的大门之外。我有一个姑姑，姑夫家成分被划为地主。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事实。我父亲自幼丧母，是姐姐的誓死守护，哭软了我爷爷的心，父亲才没有被别人抱走；又是姐姐替代失去的母爱，给了我父亲心中一丝家的温暖。父亲既爱党，也爱亲人，所以，注定了一生只能留在党外。
过去的几十年，我父亲每年都给要姑姑寄30元钱，从未中断过。那时，30元是我父亲半个月工资。2004年的春天里，专程送父亲回家探亲。80岁的父亲和90岁的姑姑姐弟相逢，成为二老人生聚首的最后尾声。姐弟相见，泪水流出的是半个世纪的思念；望穿秋水的亲人，而今互视为既亲切而又陌生的脸。
“他舅，到了那天，你可一定要回来啊。”姑姑骨瘦如柴的手，握着我父亲的手一遍又一遍叮咛。在外漂泊，不是归宿，埋骨家乡才是根。
父亲迟疑着，心里明白，话语不十分清晰地回答：“中……一定……”
生活是历史，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过客。姐弟相拥，由喜而泣，重演了“76年前誓死守护”的终结版。
退休以后，人老了，大脑像一张字迹模糊、颜色泛黄、皱巴不平的白纸，大小事都忘净了，他唯一没忘掉，嚷着要撵火车，心里还记着算工资的日子呢。

生命终点站
这是一个我不敢碰、也不敢写的题目，因为眼泪会打断我的写作。父亲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身影，表情，都会勾起我内心深处的悲痛。
父亲因高烧不退，昏睡不醒而送医院的。从普通病房到重症监护室再到普通病房，病情得到控制以后，带上医院的处方回家护理治疗。
父亲出院后，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房间有暖气。我孩子在外地读大学，空出一间房给父母住。父亲最后的日子，多数时间是卧床。每天除了按时喂饭，糊状填食，控制进食节奏，不能噎着、呛着，还要定时翻身、酒精搽拭、量体温，接大小便。
桌子上放着一个马蹄表，每天看着时间做护理。按照医院的处方，在药店买药，请来永平诊所的大夫到家里给父亲挂针。
几次父亲病情紧张时，我们兄妹们都来了到床前，也喊来医生，之后又转危为安。
哥哥的主任医师朋友和我们守在父亲的床前，他把父亲的实情告诉了我们。送到医院只能延长一天半天时间，或许半道就可能发生意外，从病程看没有可能逆转。
这是一个难熬过去的冬天，一个无法等到的春天。下午，父亲呼吸出现异常，我们兄妹几人轮换，用力拉着父亲的手，呼唤父亲，不想他离开我们，不想他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