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昨天的泥泞，走出今天的坎坷，生命依然顽强。在我记忆的小河中，姨奶是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老人，但她却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赋予了我与命运抗争的勇气，鼓起了我生活的风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父母勤于工作，忙于单位，家中与我们朝夕相伴的就是姨奶。
姨奶，本姓薛，祖籍五亩南塬上的人，家中姊妹四人，她是老大，早年嫁到了决镇的白家，却无缘得享，丈夫于解放前因病故去。她的手很巧，剪窗花、捏花馍、做小孩衣服，凡邻里有红白事情，她都要前去帮忙。因夫家排行老二，长辈们习惯地称她为“白薛氏”，而同辈、晚辈人则亲切地尊她为“二嫂”、“二娘”。其实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只是随时间的流逝，名字已成为留存于户籍卡中的记录而已。
姨奶是母亲的大姨，她生于清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5年。一生无儿无女，到决镇解放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地守着几分菜地和几分旱地粮田艰难地度日，农忙时节，全靠邻里和本家侄子帮忙维持生计。农业合作化到来之时，她义无反顾地入了社。一个人过日子，本来就很难，加上旧社会妇女被逼迫缠起的一双小脚，又束缚了她远行的步履。在她心中，我猜想老人当时别无他求，就是想巴望和指靠外甥和外甥女。她两个妹妹早亡，一个小她十多岁的弟弟也十分命苦，儿女夭折病故，也成了鳏寡孤独之人。姐弟们唯一留存的骨血只有母亲和舅舅这两位亲人啦。而舅舅大学毕业被分在省外工作，姨奶她老人家想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母亲她这个唯一的外甥女。当我和弟弟尚在襁褓之中，就感受到了姨奶的关怀，穿着她老人家亲手缝制的猪娃鞋、虎头帽、百褶衣……
五九年，三门峡修建黄河大坝，县城南迁，我们一家人搬到决镇租住在一家居民院中。姨奶得知，恼怒得找上门，非要我们搬到她的小院去。姨奶的宅院说来也不算小，但可供居住的房子寥寥，现有的不仅小而且破旧，约三分地的院子其形状如同一把驳壳枪，大门巷道像枪筒，伸在邻居院外的三间宅地基像只枪把，而邻居的一间一跨房屋却拱进了院子的中部，仅存三间土坯上房和两间南屋。而南屋还因早年贫困典当于他人，无钱赎回被转卖。上房背后有道水渠高出房基一尺多，造成屋内常年潮湿。在姨奶的再三催促下，我父亲方才同意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九三年县城改造被拆，这里被修建成了街道）父亲请人对房屋做了修葺，补起了已见天光的北墙，打通了内外屋的隔墙，在屋檐下搭建了油毛毡棚做厨房。父母住南屋，我和几个先后到来的弟弟们就一直挤在姨奶的北屋。母亲早年丧母，亲人不多，视姨母如亲生。自一家人搬进姨奶院后，母亲就让我们改称“姨奶”为“奶奶”。从此后，我们和姨奶就似一家人那样，吃住在一起，一盘大炕，送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冬天的夜晚很长，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一边看姨奶纺棉花、剪窗花，一边缠着要她讲故事，老人家记忆很是好，一首“木兰辞”出口成诵：“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要么编个谜语：“一根绳，撂过城，绳动弹，龙叫唤……”
六十年代初，人们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走出来，就又被接连不断的运动所困惑，小四清、大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就连小学生也难避其外，时不时地要停课搞运动。大学生、中学生遍地串联，到处闹“革命”，我们这些个小学生受父母约束，不能远出，只好在家里自寻乐趣。我看着连环画，照葫芦画瓢，拿起姨奶剪窗花的剪刀，剪起了刀枪、剑戟。随着人口的增加，像我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八九口人也渐渐地入不敷出，农忙时节，就和邻里同伴结伙，去夏收秋播的田间捡拾麦穗、玉米，到几十里地外的塬上刨拾红薯。在没有书读的日子里，就随大孩子们一起到砖窑拣煤胡，到麦田拚麦茬，到玉米地扳玉米苞，聊补缺薪少米的饮食生活。姨奶对邻里和亲戚不住地夸：“我这几个孙子从小就懂事，将来一准会过日子！”那不仅仅是一种夸赞，更是一种鼓励，也让我从小就养成一种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使得在以后的日子里，即或遇到再大的困难，想想那个时候，也就能坦然面对啦。
记得那是在六八年的冬天，我和五弟随塬上的亲戚第一次到姨奶的娘家去。在舅爷家，看着院中倒塌的房子，烟熏火燎的窑洞，心里真不是滋味，第二天随舅爷到青山上割了一次薪柴，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山里人过日子的艰辛和不易，唯有饲养在窑洞内的一群小白兔十分可爱，那是老人唯一的家产和生活的依靠，每年就指靠剪兔毛卖几个钱打点灯油，买些咸盐之类的生活用品。临离开时，老人特地送我们一对小兔子。喂养了两年多，还下了几窝兔崽。随着中、小学的复课，我和弟弟们又要去伺弄书本，兔子无人照料，也就死的死了，送人的送人。打那以后，我也再没有生起过饲养宠物的念头。
父亲身为国家干部，一直在机关工作，因精兵简政在全国叫响，才不得不下到匆匆上马的水库管起后勤供应，为此要常常到外地出差联系业务，家里全靠母亲操持。姨奶年岁已高，只能看个门、打个锅，做饭、洗衣等一应家务都要靠母亲下班后、休息时来做。那时三天要蒸一锅馍，中午回家也只能炒几段葱花下一锅汤面来充填一家老小的肚子。每逢休息天，还要洗几大盆衣服。就这样，我们穿的衣服从领子到膝盖、胳膊肘子、屁股蛋子经常是补丁摞着补丁，只有在逢年过节，才有幸穿上新衣服，而且一穿就是一年。姨奶总说身上疼，母亲总要为她好多西药，尤其是阿司匹林。父亲出差回来，有时会带回几块糕点，都要让老人家尝尝，、。冬天冷，还在屋内生起火炉。我们不会摆弄，炉子总也旺不起来，只有父亲回家，他都会把炉子捅得旺旺的，屋子这才暖暖地充满温馨。受父母影响，我们到姨奶跟前，从不见外，如同亲生一般。老人家烦闷时，拄着拐杖，坐到邻居门前石墩上，但凡放学看见，几个弟弟都会上前搀扶回家。由此还引来邻舍们不少赞许的目光。
七五年秋天，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祖母去世，让母亲即速回家。时已下乡插队的我只好匆匆从乡下返回，为几个尚在上学的弟弟及年已八旬的姨奶做饭。那时间，人们吃饭只能叫充饥而已，根本谈不上营养，整天是红薯馍红薯汤，蒸红薯煮红薯，是一个离了红薯没法活的年月。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家中所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