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一定老糊涂了，《威尼斯商人》里有两个明显不合情理的情节，是个硬疤痕，偏偏有后来者添嗜，或者可能世人总喜欢附和权威的思路，顺着他胡乱地说话，真如笠翁所说：“演剧之人美，而所演之剧难称尽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尤可怪者，最有识见之客，亦作矮人观场，人言此本最佳，而辄随声附和，不问情理，以至牛鬼蛇神塞满氍毹之上。”
一个是夏洛克借钱给安东尼奥，目的是报复，手段是立约，如果违约，就在其身上割肉一磅。
这在逻辑上有明显的错误：如果仅仅为了报复，不借钱，是最好的手段，报应来得多么地快，你眼前就无法度过难关，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再说天知道，夏洛克又没有生背后眼，怎么知道航船出事，还款计划被打乱等结果，作为聪明成功的商人，他又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子虚乌有的故事上，把报复的希望存在于产生系数只有万分之一的情节上，那只有浪漫的文人才会想象这样浪漫的情节。
我想：这一定是莎翁本人有严重的虐人情结，或者仅仅是理所当然的臆想罢了，禁不住一丝推敲。
还有一个是鲍西亚的智慧，她的聪明历来是被赞颂的，其实她的小聪明完全可能把安东尼奥推向死路。所谓美人救英雄，是不可靠的。结果不是鲍西亚救了安东尼奥，而是莎士比亚救了安东尼奥一条命。
试想有几条结果：一是财产的损失不可避免，复仇的欲望也不能满足，简而言之，就是莎士比亚布置的结局，夏洛克被套进陷阱，陷入法律的圈套不能自拔。二是财产的损失不可避免，但是复仇的欲望却得到了满足，就是说我根据法律要求的去做，结果却不如人意，割了一磅肉，却流了很多血，所以在结果产生以后，任你法官来判决。甚至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我同意你鲍西亚的关于法律的逻辑，先割肉再说，怕你不讨饶，怕你不还我财产。结局最多是双赢，握手和解。
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损失得尽最大力量避免的，一当无法避免，总是希望追回成本。就是困兽也要斗几斗，何况是老辣的夏洛克，会选择哪一条道路，大家也会知道，不可能让鲍西亚这么简单地做了救世主。
那么夏洛克最后怎么成了刀樽上猪肉，任莎士比亚编排，任鲍西亚宰割呢？实际上这是民族的悲剧，是职业的悲剧，也是人情的悲剧，也是文人思维的悲剧。
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里，犹太是出卖耶稣的叛徒，而作为其后裔，常常处于被迫害和排挤的境遇。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罗马帝国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形成了反犹排犹思潮。日耳曼部落建国后，继承和发展基督教，加强了对“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所以作为犹太人，夏洛克的形象是可知的，他只能是反面形象的典型。
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
文人的思维往往是随心所欲的，凭着个人好恶来构思人物形象。而莎士比亚没有考虑社会现象的本质所在，没有从人文的角度来塑造人物，把犹太人夏洛克勾画成吝啬鬼，为排犹思潮推波助澜，在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却没有站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确实可惜。
历史上，犹太人缺乏政治地位。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的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势力同样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来一步一步夺取权力的。而《威尼斯商人》似乎也以相同的目光看问题，作品的缺陷性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