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日的论坛中，有不少朋友就学分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以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给自己没来听课的学生“挂科”为例，认为那种做法是学分劝滥用的一种表现，带有专制的成分。其理由如下：首先，学分是用来考查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与学生平时的学习态度无关。其次，高校一般都有这样的规定，即连续三次未来参加听课者，授课教师才有资格将其该门学科定为不合格，否则便是违规行为，教师要为此承担责任；最后，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因果联系，学生不能掌握该门学科被“挂科”是教师教学能力造成的，在对学生进行“挂科”公示的同时是否也考虑将老师“挂科”公示。
初略看看，似乎颇有道理，但事实果该如此吗？
诚然，学分主要是用来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衡量学生对某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的，但这就意味着与学生的学习态度没有一点关系吗？没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没有对该门学科的正确的思想认识，能真正系统地把握其知识体系吗？态度是基础，态度决定成败。如果态度不端正，很难说能很自觉地深入该门课程，至于很好掌握相关知识就更难保证了。纵然侥幸过关，很难说不是临时抱佛脚、抢记硬背的结果，这样的学问能有作用吗？如果学分果真与学习态度无关，那是否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也可以不必走进课堂呢？那为何学校又规定对三次未到者要给予“挂科”处理？是否学校的规定也有学分专权的嫌疑?由此看来，学分不仅仅是考查学习效果，也包括学习过程中对该门课程的学习态度与热爱程度。那些学分与学习态度无关论者只不过是想逃避课堂约束，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代学生心中的反映而已。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请假等方式临时离开课堂，而是企图为以后能随意脱离课堂教学寻找“合法”依据。如果果真如其所愿，只会颠覆目前井然有序的课堂教学秩序。
非常时期须用非常手段，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虽然人们厘定了基本的规则，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任何人无权也没有必要超越那些既定的规则。但既然是非常时期，就得承认超越基本规则的合理，进而拥护超越基本规则的做法。特殊的外部条件往往逼使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的手段。在教学上，我觉得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教师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定，不得随便给学生“挂科”。但若到了课堂纪律相当混乱，非整肃不可的时候，就不得不委屈部分学生了采取特殊手段了。杨帆教授的课堂上有百余人没来上课，而且部分学生交了论文就离开，那已经是不寻常的情势了。非常手段往往是牺牲部分无辜者利益，那是无法克服的。用学校规定的“三次未到”才能被“挂科”做为借口来拒绝教师的惩戒或为学生辩护，那是否认非常手段的作用，是教条主义思想在教学管理中的体现，更是部分怕受委屈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思想的自觉表现。
的确，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并不能作为学生逃脱“挂科”的借口。试想在同样的班级中，在同样的教学环境下，为什么别的同学能不“挂科”而你必须要“挂科”了，只能说明你自己对知识的学习没能达到规定的要求。这也正是学分制考核学生的合理性所在。因为学分制承认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差异性，不同的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不同的，因而所学程度也是有差异的。而学分正是衡量这一差异的最佳的方式。否则，学分的实行变得毫无意义。完全将“挂科”责任推卸教师，那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将教师也“挂科”公示的提法，则更是学习过程中对教师的报复思想的体现，那样的学生本来就视学习为负担，把老师当敌手，说到好好学习就更提不上了。所以作为挂科的学生，更多的应该是从自身找原因，那种怨天尤人、甚至打击报复的做法，全是要不得的。
由此可见，学分不仅仅考查学习效果，也包括学习态度。教师在非常条件下采用学分专权手段并非不可取。在“挂科”过程中，学生更多的应该还是反思自我。

2008年1月31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