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孟学农再次垮台了，质监局长李长江也倒了。一个是因为山西襄汾溃坝事件，一个是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倒得好，倒得好，只是倒得未免晚得一点，倒得未免轻得一点。
想一想，山西溃坝事件，近三百条生命被活活夺去，有些是全家罹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灭门绝户；奶粉事件，有多少无辜婴幼儿受害，有多少家庭因此受累。仅仅只是关一两个县长，处分个把省长部长，说得好听叫责任追究，而未免有些只是为了顺一顺民气，平一平民愤，说不定等到日子久了，又有人被重用，孟学农就是例子。可知道，每个事件背后，都是“一路哭，一国哭”呀，为什么老百姓死了如此之多，负责的如此之轻，如果能用“一人哭莫让一路哭”，何妨杀他一两名封疆大吏，因为治理国家不是为了平民愤，采取愚民政策，而是为了促进整个国家更好更健全的发展。人与我同也，当官的与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如此重大的影响，如此恶劣的政绩，杀了一个，震慑一群，何妨开铡。
由此又想到另一件事，由不少法学家建议试点对经济犯罪免除死刑，当时我不以为然，以为只会是说说，没想到结果真成了事实，而且被免死的尽是些“盘山之蛇”。2007年底，上海电气原董事长王成明因共同贪污三个亿仅被判死缓；2008年1月8日，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大连证券法人代表董事长石雪贪污2、6亿元也只被判了一个死缓；陈良宇受贿569万元（究竟是多少），也只判了18年，还是数罪并罚……我实在想不透，究竟对经济犯罪判处死刑的限度应该会滑向多高，是不是到最后，哪怕是贪污受贿达到几百个亿，也只不过将会是施以治安处罚了事。滑稽，悲哀。
我在这里不是想谈司法制度改革，也不想谈对犯罪量刑偏轻会导致国家、党出现什么恶劣的后果。我只是想就表面上的事情谈一个话题，其实这两类事件的处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犯罪主体非官既富。如果不是官与富，犯不了这样的罪，如果不是巨官与豪富，也犯不了这么大的罪，如果不是官品太高与富可抵国，判刑也不会这么轻。终其分析，还是与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刑不上大夫”的情结，至少有不少法官有这样的情结。而且哪怕是法官再严明，倘若高层有了这样的情结，也会影响这些法官的公正。于此，我不惴揣测，是否有某个高层人物担心自己某一天也会因这样的问题成为阶下囚而为自己事先铺好一个不死的路。至少我可心肯定的是，中国的人治毕竟大于法治。
我为生在这样的中国这个时候的中国感到痛心和悲哀。倘若能够选择，我宁愿选择500年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