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翻书，读了“丙吉问牛”和“总理问盐”两则故事，感受颇深，一个领导如何做好工作，怎样抓住问题的要害，是不是关注民生，对为政者有非常好的启示。
丙吉，西汉宣帝时期丞相。《汉书·丙吉传》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暮春的一天，丙吉外出，遇行人斗殴，其中一人头破血流，横尸路边。丙吉却不闻不问，驱车而过。过一会，当看到老农赶的牛步履蹒跚，气喘吁吁时，丙吉却马上让车夫停车询问缘由。下属不解，问丙吉何以如此重畜轻人？丙吉回答说：“丞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所关心的应当是国家大事。行人斗殴，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处理即可，无需一国之相亲理，我只要适时考察地方官的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就可以了。而问牛的事则不同，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应该太热，如果那牛是因为天太热而喘息，那今天的天气就不太正常，农事势必会受到影响。”汉朝还属于农业社会，农事如果不好，势必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丙吉问牛而不问人，说明他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无独有偶，开国总理周恩来也有一个问盐的逸事。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天，周恩来突然要负责保管他们家现金和存款的工作人员杨金铭仔细汇报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在此之前，一般只是每到月底，才由工作人员向邓颖超报一次帐即可。杨金铭拿着记帐的笔记本念道：“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3月2日，买盐1斤，1毛5分钱，厨房用。”“停”，周恩来一声叫停后，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杨金铭说，“你们买盐多花了我一分钱。”杨金铭一阵紧张，连忙放下笔记本，很快找出了买盐的那张原始收据，上边清楚地写着：“大盐一斤，壹角伍分”。周恩来查看了买盐的那张发票后，示意他们退下，然后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民用食盐为何要涨价。当弄清楚是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而给食用盐加碘，才促使食用盐价格提高之后，周恩来才放心。第二天，周恩来在外出时对杨金铭和卫士高振普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
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丙吉丞相，还是建国后的周恩来总理，竟然关注牛喘气、盐涨一分钱这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并极其敏锐地发现其中潜在的危机因素，马上进行调查研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他们的治国、理事、谋略非比寻常，他们爱民如子、心系百姓的情怀，明察秋毫、未雨绸缪的智慧，不得不让我们尊敬、佩服，也值得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汗颜。
　现实生活中，我们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以至“作秀”这个外来词在文化、经济、政治各领域泛滥成灾。有些上级对下指示得太多，统得过死，太不放心了，导致下对上过于依赖，过于逢旨必遵，不能放开手脚做事。胡锦涛同志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各级组织和领导人要从深层次改变以服从上级组织和领导、完成上级布置任务为第一要务的意识，变偏重对上负责为对下对地方对民众负责为重，要转换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简政放权，对貌似重大的个案，让既有专人、既定法典去处理，把自己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要善于观察和发现，见人之所未见，触及真实；要思人之所未思，构想切合实际、有一定水准的科学的工作方案，讷于言而敏于行，把工作做细、做实，从而达到组织和流程运作的高效、有序，造福人民，取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