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大哥婚后不久分出单过，并带走惠本，不到60岁的母亲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可能觉得从小养大的孩子，一下子都离她而去，有些受不了。再加上我又到齐齐哈尔念书，家中只有父母二人居家过日子，母亲整天忧忧郁郁，拿东忘西，甚至把米淘到水缸里，嘴上经常唠叨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大哥曾找过不少郎中、土医，还有看邪病的“神汉”，都没有看好她的病。勤劳、淳朴、爱洁净的妈妈真的彻底糊涂了，而且时好时坏，一家人沉浸在极度痛苦中。最后经医院检查，确诊为癔病。
我结婚以后，母亲也可能因为儿子娶了媳妇，病情稍有好转，但是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和行动，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挂在嘴上“今儿个儿，这天头呵”的口头语儿外，几乎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管，洁净成僻，不停手的扫地、檫炕席、扫院子、洗洗涮涮。那时我休班经常回家，虽然出徒定职司炉，但工资却只有33元，加上趟奖、乘务费每月收入50多元，大部分交给父亲和妻子，只留少许用作跑车吃饭，一个“错钱”也不敢花。就这样，村里人也羡慕得了不得，都说俺家有“大职工”挣现钱的人，比起别人家，好得了不得，这也是妻子最得意的事情。我去上班；她就回娘家住几天，所以相安无事。
小村离火车站大约10公里，中间隔着乡政府（公社）和两片捞洼地，每次回家得徒步行走1小时20分，冬天走黑道儿；夏天要淌水。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对我说：“你们小两口搬走吧”，“要搬，都得搬，不能扔下你们”我坚定地回答。
1966年5月的一天，我回家正赶上妻子闹“喜病”。嫂子笑着对我说：“淑芬有喜了，她二叔要当爸爸了。”我和淑芬都羞涩得低下头，脸也变得红红的。嫂子又缜怪地逗道：“还不马上弄点酸东西给她吃，酸儿辣女嘛，她就爱吃酸的。”村里没有小卖店，当然得跑到乡供销社去买。无非苦酸杏、酸楂干儿之类，买了一小兜儿，可她吃了仍觉不过瘾，还说不够酸。我说，那怎么办，到底吃啥能赶劲儿？她腼腆的低下头，口中喃喃道：“我就想吃‘酸麻浆儿’呀，现在春草发芽儿，大甸子指定能挖到。”
暮春时节，大地复苏，青草发芽，我牵着她的手，漫步在村东大草甸子上。天儿，蓝蓝的；阳光，暖暖的；风儿，微微的；鸟儿在歌唱，迎春花遍地开放。就要当爸爸的心绪和情感得到空前升华，饱尝爱情甜美的萌芽，使我更加爱她。那种叫“酸麻浆儿”的草本植物，在开春发芽，根子象个胖胖的白宝宝，挖出来洗净，吃起来既麻又酸，其酸味儿特浓，是任何酸果儿无法比拟的。
嫂子还告诉我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在陪同她到乡卫生院检查身体时，发现她有心脏病。那个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对嫂子说，这个怀孕的小媳妇是“先天型风湿性心脏病”，也就是说胎里带来的疾病。订婚前，三舅母曾对父亲讲，听她妈唠过，她有心脏病，大夫私下说她活不到30岁。因此，父亲曾派大嫂去她家问过，她妈妈缄口否认：“那是我说着玩的，你看俺二丫头壮得象头牛，啥病也没有。”父亲听后说：“没病就好。”这事儿，我一点也不知道。妻子怀孕又有心脏病，在我心中笼罩着深深的阴影。
搬家的主意是父亲拿定的。儿媳怀孕又有心脏病，在老人家心里产生很大压力。他对我说，年轻轻的，两地分居不是办法，还是都搬到一起吧，户口崭时不能迁，等以后再说，先在昂昂溪租房，要买个不太贵的也可以，能住两口人就行，我和你妈先不去。我还是坚持“要搬，都搬，不能扔下老人”的观点。父亲无可奈何：“那就看你能弄到多大房子了？”
1966年6月，我开始在昂昂溪道南道北窜来窜去，看了很多房子，不是太小，就是太贵，想排号要铁路公房比登天还难。同宿舍有位叫袁春勇的转业兵，刚结婚也在找房子，他和李金海是同班跑车的伙计，见我也找房子就说：“金海给我找了一个，地点在八达市儿，挺好的，你何必不求求他？”于是，休班就去找金海。他母亲是个热心肠的山东老大娘，告诉我正好邻居卖房子：小三间，里生外熟砖土结构，独门独院。我一看还可以，自行决定就买这座。房主河北保定人，全家以编苇席为生，因老人要回关里而卖房，要价400元，李老太砍到350，房主不松口儿，我又加10元，勉强同意，以360元买下，当即交了定金。
父亲和妻子也来看了看，都没有意见。回家把一间半草屋以200元高价卖给对面屋八哥，还差160元，只好又求金海找“保人”，写下“年末还清”的欠条（160元），才签定买卖房屋协议，办理过户手续及房证。是年，中秋节过后，全家搬到昂昂溪市场街第六居民组，变成了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