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西南五省大旱，给中国农业再次敲响了警钟。今天不想说中国的水利荒废问题，只想说说中国有可能闹粮荒的问题。常言道：民以食以天。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农不稳则天下乱。这句话对当下之中国来讲，无异于金玉良言。
一年前，袁隆平院士就曾振臂高呼：警惕中国闹粮荒！袁院士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而是高瞻远见，务必要引起中央高层和各级党政干部的高度重视了。
必须承认，除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之外，老百姓之所以能吃饱肚皮，最主要的还是靠科技进步，靠袁隆平等老一辈科学家在良种培育方面的巨大贡献，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但科技进步也有制约瓶颈，产量不可能无限提高。因此，如果现在不早作准备，采取有力措施，二十年后，中国人口将增至15亿人，耕地将进一步减少，闹粮荒将不可避免，进而引发国家不稳定事件。
先来客观分析一下当前农村生产现状：（1）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现象严重。大片良田被钢筋水泥所代替，这一点不用多讲，全国耕地已逼近18亿亩的耕地红线。（2）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建设，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摇身变为了“城里人”，脱离了农村和农业。（3）务农收益低。除掉种子钱、农药钱、化肥钱、劳力钱，基本上没赚头，甚至是亏本。农民要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必须进城打工赚钱。所以农民宁愿到城头去擦皮鞋，当棒棒，也不想再种田。无论在城头干点什么，都比在农村务农强。我曾经作过一些调查，发现农业县中的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比率达到70-80%，特别是贫困农业县，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真正身在农村耕田种地的，基本上是都是五六七十岁的老人。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农业产出减少，严重影响农业增产增收。二十年后，这些人陆续去世后，谁来种地？（4）土地撂荒现象严重。我曾经访问过不少基层村干部，发现土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平均一个村比平均就要撂荒耕地100-200亩。就是没有撂荒的土地，耕种效率也比以前的差，因为农村青壮年劳力不足。全国有自然村536876个，按最保守的推算，全国土地撂荒就达到4000-5000万亩。事实上，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若不及早采取干预措施，土地撂荒现象将越来越严重，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会遭遇粮荒问题。（5）务农意识显著淡薄。时下的青壮年人群，根本没有想过将来要务农，都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因为务农的收入的确太少了，与付出的辛劳太不相称。预计二十年后，中国农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
从大的背景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牺牲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导致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是必须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否则，中国农业的发展前途堪忧，闹粮荒将不可避免。
从直接原因来说，最主要的根源是当前农民种田的收益实在太少，要做到“安农”、“促农”，根本的出路在于让农民获利。不仅仅是一点蝇头小利，而是要给予农民所付出劳动相当的利益才行，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农民的务农积极性。
当前，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采取三条措施：
第一，全面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让每个农民每月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收入，可以保证最低生活水准。相当于给每个农民发“工资”。这个“工资”标准要认真研究，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标准过低了没有实际意义；过高了，又容易导致农民懒惰。
第二，大幅提高种粮直补金额。当前的种粮直补政策实在是极好的一项支农惠农政策，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工作模式。以前为了让农民增收，就单纯涨粮价，导致其他商品跟着涨，粮价每涨一次，农民就受伤一次。但是，由于直补标准太低，每亩才几十元，对减轻种粮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意义不大。笔者认为，直补金额必须大幅提高，至少达到每亩千元以上甚至更高，只有这样，农民才觉得务农有奔头，跟进城务工的收入相当，不至于一门心思往城里挤。而且为了防止土地撂荒，粮食直补款要补给直接种地的农民，不能单纯按面积补，以防止农民“偷懒”，防止产多产少一个样。从长远发展看，在当前耕地锐减的情况下，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不至于发生粮荒，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当然，在提高直补价格时，一定要加强对农资价格的监管，坚决不准乱涨价，对乱涨价的要坚决打击。否则，给农民的利益又会被这些经营农资的中间商“赚去”。这跟“养猪的不赚钱、吃猪肉的不赚钱、卖猪肉的屠户赚了钱”是一个道理。如果政府监管不到位，再好的政策也会走样的。
第三，要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进城的农民会越来越多，种地的农民会越来越少。政府要逐步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实行现代化的耕作方式，以解决种地农民减少造成的撂荒问题。
如果上述措施能够妥善实施，再加上农村医保、低保、就学、彩电下乡、建材下乡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落实，我国的农村经济一定能够开创崭新局面，真正实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农业将得到稳定，闹粮荒的问题将得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