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泛性欲主义。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都有或轻或重的精神病，因为精神病的根源是人的无意识欲望的压抑。文学艺术创作是无意识欲望的象征性的满足，因此心理“变态”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动因，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才能的标志。
精神病分析学家劳温菲尔德说：“文学艺术家的精神病之多可以用他们强烈的两性同体人格加以解释。通过文学艺术的升华，他们成功地克服了他们的内心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家的精神病是一种无害的精神病”，“文学艺术成就的动力基础是强化了的两性同体人格，它促使文学艺术家寻求并克服持续积累德创伤，从潜伏德挫折发展成为文学艺术家德幻想。”
劳温菲尔德实际上分析了文学艺术家何以不致成为真正的神经病的原因，这就是说，文学艺术家有赋予内心冲突或者“变态”心理以形式的能力，所以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中，他就可以成功地使内心冲突得以渲泄和疏导，从而避免了精神病的形成。
在分析一个具有典型的精神病态的女画家时，劳温菲尔德写道：“病人的相对不受禁忌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被当作她的紧张的消除口，她因此可以使自己免于神经病症的形成。在她的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正象在她以后的作品中一样，她不断地表现自己童年时期形成以及后来生活中的创伤经验，持续的创作活动一次次地克服了创伤之痛。”
所以，关键的问题转移到文学艺术才能上，也就是文学艺术家与非文学艺术家的标志上。因为既然文学艺术家和非文学艺术家都有精神病的根源，有创伤之痛，那么，文学艺术家的独特性就不在于他的精神病，而在于他如何把精神痛苦通过艺术表现而加以克服。
正是在这里，我们寻找到了弗洛伊德的致命的弱点。弗洛伊德的观点既概括用于一切人，因而就不可能解释为文学艺术家的特殊性。
特里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活动都受到无意识力量的影响。科学家、银行家、律师、外科医生由于其职业传统的原因，习惯于隐瞒，但是根据心理分析原理所作的调查，将无法表明，他们的心灵的紧张与失衡就一定不是象作家那么频繁，或者不是作家那种类型。这倒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烦扰和相同的心理，而只是指出：没有一种仅仅适用于作家的精神病的类型。因此，如果我们仍然要把作家的创造力归之于他的精神病，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所有的知识性力量归之于精神病。我们必须在牛顿的情绪失常和达尔文的剧烈的精神病性格中寻找其创造力的根源。”
这一分析是一针见血的。即使撇开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不谈，他的学说仍然不能触及文学艺术家才能的本质。因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力图解释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这样，它就不可能触及文学艺术的本质，不可能单独地解释文学艺术这一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立足于文学艺术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因而也就无法触及文学艺术的特殊性。
如果说人人都是精神病人，那么为什么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文学艺术家？可见文学艺术能力的来源决不是精神病，而是创造文学艺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使心中的体验外化为文学艺术品的能力。
精神上的“变态”和失常可以为文学艺术家提供素材，但却无法保证优秀的艺术品的诞生。特里林深刻地指出：“文学艺术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赋予作品以形式的力量，是他征服原材料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无论多么脱离常轨，总是来自我们称之为常态的那种东西。”“疾病和伤残是我们每个人都司空见惯的，——生活极其慷慨地提供这些东西，因而文学艺术家的真正标志是他赋予痛苦这一原材料（这是我们都有的）以形式的能力。”
因此，凡?高虽然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他同时还是位艺术家；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尽管都有些与艺术家相似的地方，但却惟独不能进行成功的艺术创作。这也是为什么文学艺术家虽然有深重的创伤体验，但却最终没有成为精神病患者（虽然也有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但毕竟是少数）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温菲尔德才强调指出：“文学艺术家的特点就在于：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幻想，而是渴望赋予幻想以形式，渴望作品的诞生；作品的诞生带来了暂时的满足，并使之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之为文学艺术家的精神病患者为“无害的精神病”。
以上论述可以暂时作以总结：创伤体验因其郁积性和内指性易于造成情绪和心理的“变态”，但文学艺术家的“变态”心理与一般的所谓精神病患者是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艺术家由于创作活动中的情绪渲泄而释放了心理能量，免于精神病的形成；而创作活动之所以是文学艺术家的专门的活动，原因在于他们有赋予情感（包括“变态”情感）以文学艺术形式的能力，这是文学艺术才能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