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蒲松龄19岁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一本院校，在当地名声大振。本科毕业后，为了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决定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可是接连考了四次，次次都是名落孙山，而且一次比一次差的更远。原本还想再最后冲击一次，可是，当他回头看看历次的考试内容时，禁不住破口骂出了一声“什么玩意！”，决定从此再不参加这样的考试。

蒲松龄家的条件本来就不算优越，加上他读大学和连年参加考试，花去了不少钱，因此，家境更是每况愈下。眼看人长树大，总不能再向父母伸手吧，好在同邑人宝应县县长孙蕙对他的才华早有耳闻，并深谙“文章出官”的道理，便聘请他做了秘书，蒲松龄这才勉强有碗饭吃。

这年头检查组一个接一个，孙县长整天为迎接检查忙得不亦乐乎。忙点就忙点吧，又累不坏人，可问题是酒喝多了会伤人的。虽然招待上级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好酒，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或泸州老窖，可孙县长还是喝出了不少毛病；第三房老婆年轻漂亮，一直还没有生下个一男半女，因此就寻死觅活地要他戒酒。如此一来，蒲松龄便成了孙县长的酒缸。没过多久，竟也喝出了不少毛病。虽然孙县长允许他打着自己的旗号到县医院的特别病房挂账治疗，但毕竟健康不是可再生资源，自个的身子还得自个爱惜。此其一。其二是，蒲松龄生性清高孤傲，原本眼里就容不得半点纤尘，可自从给孙县长当了秘书，整天入眼的无非是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种种丑态。所有这些，都让他有一种不呕不快之感。鉴于这两个原因，蒲松龄决定辞去秘书一职。孙县长也知人才难得，遂再三挽留，但怎奈蒲松龄去志已定，只得放行。

西铺村有个富人叫毕际友，虽家财不菲，但儿子却不肖。蒲松龄辞去县长秘书不久，就受邀到他家做了家教，从事起了“富二代”教育工作。但富人毕竟大多不仁，尽管蒲松龄水平不低，可毕氏给他开的工资却很微薄，蒲松龄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

一天，一份报纸上一个栏目的文章引起了蒲松龄的兴趣，是反映当下社会种种弊端的，视角独特，文风老辣，或庄或谐，皆入木三分。忽然想起一副对联：厚厚薄薄印些拼拼凑凑句，多多少少捞点零零碎碎钱。于是，灵机一动，何不也试试呢？

说干就干。蒲松龄将自己在做秘书期间的见闻稍作加工，就写成了一篇作品，投给了那张报纸。谁料一周之后，文章就变成了铅字！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于是，一发不可收，一连写了几十篇这一题材的文章。栏目编辑对他非常赏识，凡是他的稿子，每篇必用。

可是好景不长，正当蒲松龄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桩官司找上门来：一位局长认为蒲松龄的某篇文章是写他的，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精神赔偿。最后法院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孙县长又出面调停，蒲松龄虽躲过了经济赔偿一关，但不得不公开给这位局长赔礼道歉。

此事之后，蒲松龄每每心有余悸，觉得与“人”打交道太危险了，于是，此后凡提笔行文，非鬼即妖——这一写就写成了《聊斋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