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认识的时候，母亲29岁，父亲则30岁。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剩男剩女。
母亲毕业后一直在姥姥村教小学。吃上公家粮的她，很希望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可姥姥村地处偏僻，周围多是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就心急火燎地做着老姑娘。父亲家里穷，成份也不好，上学期间辍学几年，师范毕业后，已近而立之年。毕业后父亲在县城教中学。偶尔的一次，母亲去县城，遇见同学的同学。同学的同学，正好也是父亲同学的同学。在同学的同学的撺掇下，父母亲见了面。父亲见母亲长得还周正，母亲见父亲不像个坏人，于是在同学的同学的嘴里，俩人的关系就订下了。
父母亲的第一张合影，也是他们的结婚照。结婚照上，母亲羞涩地笑，父亲则一本正经坐着。相片旁边，郑重写着：革命友谊。
他们的革命友谊到底有多深？我不太清楚。只是从大人的嘴里，加上自己所见，我知道了他们婚后的许多故事。
结婚后，父亲开始了“友谊的征途”。每个周末，他从县城出发，千里迢迢到姥姥村，与母亲相会。同事们笑他，说小俩口刚结婚，等新鲜劲过去了，就不必每个周回去了。也有同事提醒他，学校的乒乓室新开了，周末可以去打打球。村里的人都说，这么远的路，哪能个个星期都回来呢！
每个周六下午五点钟，学校放学，父亲就开始出发了。他走过半个县城，爬过两个山头，经过一片坟地，再穿过两处桑林，就到家了。有母亲的地方，就是父亲的家。那时候，差不多是夜里十点钟。从我记事时起，就习惯于周日早上醒来时，父亲已在院子里忙活开了。剁鸡菜，扫院子，垒院墙……母亲则在厨房里烧火做饭。他们之间的话很少，似乎不太进行革命交流。早饭后，父亲去山上搂草，搂一大包，背回来，在院子的一角，堆成高高的草垛。那是我们家做饭的燃料；或者到自留地里，种菜，浇菜。我记得他挑水浇白菜，挑了一担又一担，白菜茏里仿佛都渗不下水了。旁人劝他：水够了。他说，一次浇足了，这样就算旱上一周，也不碍事；如果是下雨天，他就呆在屋里，教我念：慈母手中线……我小时候背下的许多诗，都是在下雨天学会的。下午一点钟，我们吃午饭，对父亲来说，也是晚饭。饭后他就要返校了。他所在的学校在每个周日晚六点钟，准时开办公会。于是父亲再穿过两处桑林，经过一片坟地，爬过两个山头，走过半个县城，就到达学校了。
记得那次午饭我们吃瓜菜。是红红的方瓜菜。母亲破天荒地加了糖，甜丝丝的。父亲吃了一大碗，说好吃，让母亲再盛一碗。那天父亲一共吃了五大碗方瓜菜。母亲在旁边看着，笑眯眯地，她让父亲再吃些火烧，父亲摸着肚皮说，太撑了，吃不下了。母亲就起身，将火烧包起来，放在父亲的包里，嘱咐他晚上饿了吃。父亲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母亲才发现，火烧不时什么时候放在灶台上了。母亲一愣，安排我去邻居家玩，她则拿着火烧，匆匆追赶父亲去了。
我不知道母亲以怎样的速度追赶父亲。只知道她经过了两片桑林，一片坟地，在半山腰上，看见了父亲。父亲一路走着，路上撒了几泡尿，吃下的方瓜仿佛都变成了尿液，身体的能量越来越少，加上一上午的劳累，双腿仿佛灌进铅。他走走，停停，不时抬头看天，担心不能按时归校。正当他坐在路旁一边歇息一边着急时，一个身影远远地飘来。身影越来越近，他愣住了，是母亲！他迎向母亲。母亲的头发已湿透。她将火烧递给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呀！父亲摇摇头，接过来，取出两个，剩下的硬还给母亲，也说一句：你呀！又嘱咐：赶紧回去，天要黑了。母亲点点头，转身往回跑。父亲拿着两个火烧，双腿仿佛充足了劲。母亲下了山，经过一片坟地，两处桑林，赶回来时，我已在邻居家睡着。母亲把我抱回家时，我睁开眼睛，发现母亲的脸上挂了两滴泪珠。我昏昏沉沉地想：母亲哭了。她为什么哭了？在我的印象中，坚强的母亲从来不哭的。
直到我上了小学，父亲才结束他的步行征途。那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开始好转。父母的收入有所增加，因盖房欠下的债务还清，父母双方家里的负担也减少。那天，父亲是骑着自行车回来的。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一件大事。一家人围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看了又看，笑了又笑，为父亲可以在路上省下两个多小时而庆幸不已，欣喜不已。
这些故事很古老了。之所以想起来，是因为有一天我开车带着父母回老家，路上走了近两个小时。我想起一个问题，问父亲：那时候，你每周呆在家里的时间，跟路上步行的时间差不多呀！父亲点头。我问，累吗？他摇头：不觉得。我问：是爱情给了你动力？他瞪了瞪眼睛：我总得回家帮帮你妈，那么大一摊子，她哪能忙得过来。
费那么大劲，只为回家浇一次白菜，搂一包草……我觉得心头湿漉漉的。
空间不是隔断爱情的理由。爱情居然可以用脚步丈量。我从父母亲那里懂得了，婚姻中所包含的那些琐碎与无奈，原来都可以成为浪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