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和华君武先生一样，方成也是高产的漫画家。那时的《人民日报》，几乎三两天都有他妙趣横生的手笔，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也常常见到他含意辛辣的画作，令人看后忍俊不禁，余味无穷。听说，方成的漫画还有不少“出口”，被海外的媒体竞相转载。总之，这位漫画家在我的心目中是位颇受尊崇的“神秘人物”。
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见到方成先生，并“鞍前马后”地跟着他转了一整天，真是三生有幸。
这是1987年初夏，作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的方成和朱根华来汉讲学，结伴来到鄂州，在工作之余上西山采风，作为地方报社的摄影记者，我自然有了相随的机会。
陪同他们的湛有恒部长是位诗人、作家，副部长夏庭铎也是位颇有名气的书画家，看来他们相处十分投机。路上，不时爆发出阵阵爽朗的大笑。我很快发现，听方成先生说话，也象是听“漫画”，幽默而风趣，让我这个“小字辈”也没有一点面对“大家”的拘束，偶尔也能凑上去插一两句提问。
我说，你天天画，随手画，你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方成用手掌往头顶上一压，把腰弯成个大虾似的，嗡声嗡气地说：我哪有什么灵感，都是‘逼出来’的，‘挤出来’的。我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主要是上中班，每天晚上九点左右，新华社的国际新闻稿来了，我就根据新闻稿配画，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画出来的漫画还必须经过审定、排版、制版等程序，凌晨五时左右，报纸就印出来了。长年累月，周而复始地这样工作，我也被训练成了“快画家”。只要接过新闻稿一看，脑子是就条件反射般地构思出画面，常常是一挥而就，信手涂鸦罢了。
湛部长接过话头：“方成先生可是“文画双全”，他的杂文一点也不比漫画逊色，他的漫画理论也应该是全国的权威之一吧。”
方成摆摆手说，“杂文是写了不少，我正准备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整理一下，编个杂文集。不过我的这些杂文是‘气出来’的。我这个人生就个怪脾气，对一些歪风邪气就是看不惯。我经常被拉去出席一些宴会当“陪吃”，对那“一掷万金”的公款消费深感痛心，看到一些厂长，经理到处送礼、送钱拉关系，看到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当官做老爷；看到一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欺压百姓；看到一些人披着公仆的外衣，对他们的主人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什么都敢玩。目睹等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心中愤恨难平。我没有能力制止他们，就只有拿起我的笔，用我的文章，用我的漫画去揭露、去抨击。至于我的什么漫画理论，那纯粹也是“挤出来的”。一些报刊办什么新闻美术培训班，讲习班要我去参加，一些学校要我去讲漫画艺术、漫画理论，一些社团邀请我去讲什么创作体会，搞什么学术交流，我可不能满嘴胡说，信口开河，就不得不坐下来，老老实实地学点东西，先把自己的脑瓜子理清楚，准备个讲稿什么的，七拼八凑，就有一些挂着“漫画艺术理论”招牌的文章，积下来还有不少呢！我也准备编个文集印出来，如果没有人愿意看，就自己留着作个纪念吧。
方成就是这么乐观豁达，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给你许多快乐，我不由得冒失地说了一句，“方先生，如果您说相声，一定是位出色的相声演员”。方成哈哈一笑：“可真让你说着了。从五十年代起，我就和相声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你们知道，相声与漫画都有着共同之处——幽默。都有着相同的绝活——抖包袱。不过相声的包袱是在两位演员一捧一逗的对话中抖出来的，而漫画里的包袱就要靠读者自己细细地去品味了。我说不了相声，也没说过相声，但我喜欢听相声，评论相声，评候宝林、评马季、评马三立……不瞒你们说，每次相声评比，我这个非相声专业人士都是评委，反正说的人总没有听的人高明。我还参加发起组织了中国相声研究会，得了个“相声评选专业户”的美称呢。”
一阵笑声过后，我又大着胆子问方成先生，“人们都说漫画和杂文是两朵带刺的玫瑰，而你恰恰选择了这两项最危险的事业，你遇到过危险吗？”
方成点了一下头，给了我一个神秘的微笑。他说，你们知道吗？我曾是一个漏网的右派。不过，要准确地说，我不是漏网，而是当时的网里已装满了，再也装不下了，所以没有把我装进去。1957年，有的人说我的言行，特别是杂文和漫画都够得上“右派”的标准，已经被列入了侯选“右派”的行列。所幸的是，报社里的“右派”名额已满，把我给放过去了。可是，十年“文革”我就躲不过去了，也被作为“牛鬼蛇神”送进了“牛棚”。那时我还比较年轻，身体又结实、算个壮劳力，还被“提干”当上了“棚长”，领导着几十个比我“罪行”还要严重的“牛”们劳动。一位“牛”友对我说，我们这“牛棚”里关的都是“反革命”，你这个“牛头”可要算是“反革命头子”罗。我说，好吧，我们大家就一起“反”吧。当然，最终带我们一起“反”的还是邓小平同志，是他老人家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给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更给我们文艺工作者带来了新生。可惜的是，我那年富力强的岁月被浪费了，我也五十来岁了，可想干的事情太多了，画画、编书、写评论，虽然忙、虽然累，但我觉得越干越有劲、越活越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