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便很是讨厌过年。原因无他，麻烦二字即可一言以敝之。
一烦走亲访友。冬天本来就是一年之中最冷的，尤其是春节前后。正所谓“一九二九难出手”，这手都难出了，更何况是难为人在这大冷天的四处走访，这不是遭罪又是什么。想来南方人的确是娇气，而政府又不提供暖气，这冬天一旦冷起来，确实是相当难以忍受的。即便是呆在房间里，也是阴森可怖，纵然穿了五六件衣服，也难抵这从四面八方渗进来的寒气。
有好些亲戚，平时本就没什么交情。不过到了这春节，却都要惯例性地互相走动走动，说着那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而最受罪的就是小孩，什么都不懂，就要被迫跟着爸爸妈妈们走东访西，到了一户，干坐在那，听那些都不认识的大人们干巴巴地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赞许的话，像极了一尊活木偶。
稍大了点，便不再甘心当做活木偶，所以，从很多年前我就习惯在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呆在家里。后来爸爸妈妈也想痛了，于是，每逢这样的日子，我们三个总是窝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电视。不过，也因为这样，又有了第二烦。
二烦电视节目太少。过年过节的，既是团聚的日子，也是大家理直气壮罢工的日子。于是，电视上的节目上了，总是不断的重复那兑了水、掺了沙的春节联欢晚会。而走到街上，更是一片荒凉。尽管出动的都是一家老少的喜庆场面，但商店都关了门，所以街上的人再多，看来看去的便也只是人而已。人味是足了，但这看头却是少太多了。想买点什么东西吧，都得等到初八后。如果有什么是急着想买的，那就只能是忍耐再忍耐，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即便是有的卖吧，一到了这大过年的，就跟坐了“嫦娥”似的，这价格蹦得贼高。
三烦过年的仪式。每逢这些中国传统的节日，总有一大堆的民间习俗要做。更何况春节历来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礼仪之烦琐、细谨更是让人有点难以招架。鲁迅先生所写的《祝福》，也还只是反映了浙江地区一小部分的过年习俗。家里除了类似于“祝福”的谢年外，还有所谓的“开年”，上坟、守岁、接纸、接佛等等。
所以，一到了过年的时候，妈妈便成了家里最忙的人。因为“谢年”、“开年”等仪式都要在半夜里，所以妈妈经常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么冷的天，总要在大半夜的进进出出于房间与阳台。有的时候也会劝妈妈：算了，今年不弄也没啥大不了的。不过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妈妈总是轻轻地掌一下我的嘴：不准说什么麻烦不麻烦，对祖先要敬重点。再辛苦，如果能求得一家人一整年的平安顺当，那也是值的。
后来在学到中国古代美学原点时，读到其中的“祖先崇拜”和“节文合序之美”时，特别得激情澎湃，心灵顿时就擦出了电光火石般的感应之花。祖先崇拜以类似于宇宙真理的王权政治和礼仪形式来表达出来，它在喧嚣杂乱的人世中建立秩序，在平凡庸碌的人事中显示天意。于是，它所代表的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强烈的形式化和突出的规范化。这些行为准则、生活秩序等便具有了像自然运作那样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具有了自然之道或自然之法的意义。
而在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中，便世世代代地传承着这样的性格：在社会生活中循规蹈矩，煞有介事而不惮繁缛的耐性。周旋于极其繁缛琐细的人间礼节而兴趣盎然，对高度仪式化的世俗生活如此心安理得。
不过，即便是对这样的传统仪式有如此清醒而高度抽象的认识，我也越来越不排斥与它同流合污。我很信佛，也很信奉祖先崇拜。人总要有点宗教式的信仰，以虔诚的心去执行那些繁缛而琐细的仪礼。正如中国美学原点一书中所说的：礼文之美所特有的规范性排除了生活现象中的偶然性，使原本富有生机的生活，进入了预制的机械模型，成为抽象的可以复制的东西。在这里，其实隐藏着一种脱离生活真实，脱离人的实际感受而趋于僵化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都说要尊崇生命的本来模样，但毕竟长期生活于一个由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必要的礼文之美便显得犹为重要。所以，每逢大年初一，我总是坚持和家人们一道，翻山越岭地去上坟祭祖。如果一年没去的话，便这一整年心里不得安稳，总显得忧心忡忡。
四烦鞭炮。自从国家解禁鞭炮燃放后，一到过年前后，便要患上“鞭炮”综合症。先是鞭炮听多了很容易造成耳鸣，再者这里的人不厚道，经常大半夜的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没个完，此起彼伏，你家唱罢我登台。热闹是热闹了，不过也扰了人的正常睡眠。最后便是习惯大嗓门的说话，你想啊，这鞭炮霹雳啪啦得响，不冲人家吼，别人能把你的话给听明白了嘛。
再喜庆的事，也要注意一个“度”，否则，总要过犹不及的。这几年，春节越来越成为都市人的烦恼，大抵就是因为年味越来越淡，而很多形式却又必须要延续下去，这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传统仪式知识的淡薄，都市式的快餐文化的崛起，都让春节这一传统年夜饭变了味。虔诚的人仍旧热衷，而淡薄的人则越显不胜其烦。我倒也是热衷的，只是很多景象却显得太过光怪陆离。即使是那些传统的信仰、仪式，也都快要成了这现代工业文明的污染物，倒教人好不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