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2000年9月份的时候，就听说县上要举行孟伟哉文学创作五十年座谈会。后来读到李骏虎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文章《品到高处人归真》，这才得到了证实。自己从少年到青年，心中一直崇拜的大作家就要出现在面前了，对于一个在文学创作上“贼”心不死的人来说，那种朝圣的感觉，我想只有虔诚的教徒，才能够真正体味。
我对于孟老及其作品却所知不多，但心中那份关注却是由来已久。我11岁时，在洪洞中学初中部读书，在语文老师曹波口中得知，从洪洞县走出去的文化名人中，除了书画家董寿平，就是在文坛久负盛名的作家孟伟哉了。后来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偶尔发现了孟老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惊喜之余，捧在胸前，反复摩挲，不忍释手。可惜囊中羞涩，最后我满怀遗憾地把书放回，从此以后再没有见到这本书，但素朴庄重的封面上，那支枪管凿满圆孔的冲锋枪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日仍挥之不去。
读高中时，我在《当代》（或者《收获》吧）杂志读到了孟老的中篇《黎明潮》，对于文中的主人公苏文戈，至今还能依稀记得一二情节。文后附有该刊记者对孟老的专访文章，读后才知孟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就的，他担任着很重要的行政领导职务，工作闲暇，笔耕不辍，其孜孜不倦的精神令我等后辈汗颜不已。
后来，又读到孟老的一些诗，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看到过他作的画，每次都能激发起我久埋心底的创作冲动，仿佛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有一种约会，有一种心灵的默契，我总是打起精神，努力地却又是跌跌撞撞地前行。
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我远离了城市，远离了写作，对于孟老及其作品就越发地隔膜了起来。现在，我所在的县城要举行孟老文学创作50年座谈会了，这无论如何足以让如我等的“性情中人”欢欣鼓舞。在这个人口近70万的大县，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为一位著述颇丰、佳作等身的老文艺工作者举行创作检阅式，我们也才有了第一次同老作家真正面对的机会。
2000年10月20日上午，我们来到县宾馆会议室。近9点，孟老在省、市、县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掌声响起，孟老合掌致意，态度谦恭，没有一点派头；自然温和，不带一丝虚饰。
这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稀疏而短的白发，光洁饱满的额头，带有老人斑的方脸。他一直含着笑意，目光中充满谦和。他身材高大，举止典雅，声音不失洪亮，腰板不似青年人那样挺拔，但却不乏力量。
座谈会如序进行着。我被一种情绪感染着，以至于笔记的手有些颤抖，我怕遗漏了什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近在咫尺的老人，脑海中闪现交迭着少年生活中的一些片断，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我忽然觉得似乎许多年前作过一个梦，梦中的情景就如眼前的场面。我心中充满了莫可名状的感激。我悄悄观察济济一堂的各界人士，我发现了每人眼中非语言所能传达的东西，一种亲和力，春风拂面般温馨。
我听了老人质朴谦逊的《我的汇报》，我感到了渐愧。
我观赏了由老人的中篇《一座雕像的诞生》改编而来的电影《心灵深处》，我流了泪，许多人流了泪，县委宣传部长晋廷瑞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这就是艺术震撼力！
当掌声自心灵深处流淌而出气浪灼人时，我分明看到，老人眼中映出了泪花。
会后，心潮难平的我同大家一道，同孟老合了影。直到走出宾馆大门，我象参加了一项千米长跑刚刚到了终点，心中如重石落地一样的轻松，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后来的几天，俗务缠身，我没有机会再聆听老人的指导。每每从朋友们那里听到孟老的行止，我都要详加询问。说实话，我渴望进一步同孟老交流。
10月25日夜里，我同几位朋友吃过夜宵，了解到孟老已从他的老家明姜镇北庄返回，当即决定再去他下榻的宾馆拜访。
到达时，老人正忙得不亦乐乎。他是大作家，也是大画家，慕名求画的人很多，老人都爽快答应，日夜奋笔作画，以了却“画债”。
我们欣赏了老人的画作《鹰》，这褐色的天之骄子，这力的精灵，翱翔于群峰之上，睥睨一切，雄视万物，主宰着天空。
后来，晋廷瑞部长提醒，话题便转到我身上。因有几篇报告文学在北京发表，被选入作家出版社发行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世纪风采》，借这个机会，我想请孟老指点指点。
孟老很高兴，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听了大家对我的夸奖，他连连说：好，好。并且要我写下了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我因为紧张和激动，话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惹得大家直笑。
我发现，老人几天来身上穿的还是座谈会时的灰色衣服：茄克上衣，蓝色的裤子，特别是脚上穿的现在市场上商店里已买不到的翻毛军皮鞋，整个装束不象个大知识分子，倒象个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民大爷。我又一次从孟老身上读到了平时无法读到的内容，联想到孟老回忆曾经出生入死的朝鲜战地生活的文章，我心中明白了，老人心中一定装满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友谊和责任。
我知道，我是个俗人。
我见到了孟伟哉老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人类追寻美好的东西；在这个浮躁和污浊横行的时代里，我精神的家园里，将永远保留着一方净土。
200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