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二姐读到初二就哭着跟母亲说不念了，母亲问为什么，二姐说跟不上，学不会。母亲让二姐千万不要这么说，如果让父亲听到，怎么得了？二姐只是哭，泪水滴到一摞崭新的书本上。不知母亲是怎么跟父亲解释的，总之，父亲也没有强求二姐继续上学。二姐擦干泪水，成了我家的一员新劳动力，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每天跟着母亲下地干农活，挣工分，供哥哥和三姐读书。二姐辍学了，我是最高兴的，因为时常有糖块吃了，早先是不敢想像的，只能看别人吃糖块，远远躲着。
二姐每天干重体力的农活，不再去读那些让她生厌的书本，因而也快活了许多。母亲给二姐做了件粗布花衣，二姐看上去更加漂亮了。大榆树堡街面的几家照相馆都免费给二姐照相，并把二姐的照片放大，摆在照相馆橱窗里隆重展示。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相技术，照片都是后期上的颜色，即使这样，二姐依然光彩照人，每当南北二屯的人们赶集经过此外时，都会好好看看这个“大明星”。
不久，媒人们来了，母亲哭了。母亲说先不订，可是架不住媒人的嘴，不订显得有些假。于是，二姐出嫁了，嫁到岔路沟西南三里地远的坡台子（现在这个村已合并到岔路沟）。那年冬天，大雪给岔路沟披上洁白的银装，满沟满坡的积雪闪着晶莹的光芒。两架驴车从岔路沟出发，一架驴车拉着父母、二姐和几个重要亲友；另一架驴车拉着红红绿绿的被褥，驴车里坐着我。我是押包的，负责嫁妆在沿途的安全。实际只是个形式，新亲都下车时，男方家人给了我一个红包，我得到红包，才同意让大人抱下了车。
一年后，一架毛驴车从坡台子来到岔路沟。二姐夫赶车，车里的二姐怀里抱着孩子。小毛驴的毛油黑油黑的，耍着欢地跑，到了我家像回到自家一样。二姐夫把它解开，它就在大门外自由吃草，吃饱了就卧下，眯着眼看我们从它身边经过。二姐夫在大榆树堡棉花采购站工作，衣上没有一粒尘土，胡子刮得光光的，毛驴车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几年后，毛驴车又来了。二姐夫赶车，二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车里还坐着一个孩子。二姐养育两个女儿了。原先的毛驴卖了，这是一头新毛驴，可老实了，二姐说她也能赶。我喂它什么都不吃，总是在那站着，一动不动，很哀伤的样子。但是车还是原先的，不过看上去有些破旧了。企业改革，工厂倒闭，二姐夫下岗了，而且由于非要二胎，二姐还要缴罚款。这给本来不太富裕的二姐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生计，二姐和二姐夫每天赶着驴车拉沙子去卖。二姐和二姐夫一起装车卸车，每天尽量多装一些。装沙卸沙把二姐累出了胸膜炎，吃了各种药，总算有所好转，但从此干不了重体力活了。
又过了几年，毛驴车又来了。车里坐的有二姐和她的三个孩子。毛驴车里没有像往常一样铺着旧被褥，只是铺一两捆干玉米秸。毛驴显然老了，毛在脱落，擀毡了一样，它变成一头灰色的老毛驴了。但是老毛驴还是认出我来，看到我，就摇着两只大耳朵，向我要草吃，我喂草给它，它又摇着两只大耳朵，表达对我的感谢。为了坚决生育个男孩，二姐和二姐夫不顾别人的反对，宁可挨重罚，终于如愿以偿。二姐夫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一颗。而二姐的脸，我压根就没看过有红润的时候，当年照相馆争相给照相的“大明星”，已然成为老太婆了。他们从不言语，只知道整天埋头干活，像两头毛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
为了培育三个孩子，二姐和二姐夫没黑天没白天地劳作着，养猪、养奶牛、养肉鸡、跑三轮运输，下来空还做点小工，终于在新房场盖了四间宽敞明亮的北京平房，坐在炕头就能清晰看到闾山和耕地，日子过得逐渐滋润起来。后来，二姐再回“家”，不是骑摩托车就是开三轮车，毛驴车早已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