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有地域界限的，文学又是没地域界限的。文学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都跟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一样，希望全人类都知道他的作品风风火火闯九州。
由于对于文学的喜爱，我在近20年内参与了市内多种多样的文学活动，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老友新明；通过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市内文学界鲜为人知的事情，现借出版《江汉明珠采风》的机会，与大家进行一下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我市文学界就来势迅猛。以南下干部中的知识分子和沔阳简易师范学生为主的一批创作人才脱颖而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通海口小学教低年级语文的刘培清。刘培清陆续在《中国儿童报》、《中国少年报》发表儿歌、诗、童话，并于1957年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长诗《血写的故事》。旋即，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就来函欲将《血写的故事》单册出版。经刘培清同意后，初版20万册。正当刘培清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了。通海口小学有关负责人特致函出版社，称刘培清变成可耻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建议取消发行。已印好打包即将发往全国新华书店的诗集，被从轮船上搬了下来，全部销毁。
60年代，我市又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农民作者王树青。王树青是何场镇人。1964年，他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忘年交》。这是我市文学工作者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此后，王树青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小说《一只搪瓷缸》。1966年春，王树青应《湖北日报》文学副刊之邀，作为沔阳县的代表参加了全省青年业余作者座谈会。他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创作出短篇小说《朝霞》。作品被前去组稿的《长江文艺》编辑看中。不料，在作品清样出来之后，文革开始，《长江文艺》被迫停刊。《朝霞》因之未能与读者见面。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农民作者刘同兴编词编曲的歌曲《哪有闲工回娘家》也应占一席之地。该歌曲拟用沔阳民间新嫁娘回娘家的风俗习惯，通过唱各个节气农忙的故事，述说新嫁娘不能回娘家的理由，歌颂了劳动妇女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中国幸福生活的美好感情。6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以后，该歌曲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直流行到80年代初。
文革期间，我市的文学事业也像全国一样，值得一提的人和事很少。我只知道郑场作者周元镐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风筝飘飘》，小说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在全国发行。
新时期开始后，我市的文学事业也进入到崭新的时代。从市内来讲，最初是县文化馆恢复了《沔阳文艺》的出版，以后又有了《仙桃市报》文学副刊，《仙桃广播电视报》生活周到。文学工作者在市内发表的作品数不胜数。在湖北省乃至在全国，仙桃文学工作者都有了一席之地。
武汉市话剧团编剧、我市杨林尾镇人王振武，在《芳草》81年第3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一篓青茶》，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我省，当然更是我市第一个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作家。
与王振武同时崛起，并且后来居上的，当是作家楚良。楚良是我市沙湖原种场合心村人。曾任民办教师、农村干部，现居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做专业作家。楚良因在《长江文艺》81年第4期发表《蚂蚁与珊瑚》受到湖北文坛的重视，因《农妇和她的作家》博得中国作家协会有关领导“文章好，人品也好”的好评价，因《玛丽娜一世》开始过广播剧和电视剧的瘾，因《抢劫即将发生》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因上述种种原因，跃上中国文坛，成为著名作家之一。仙桃文坛，乃至仙桃市，因为有了楚良而骄傲。很遗憾，楚良像一颗巨星升起在文坛天空，还没到达最辉煌的时候，突然间暗然失色。他丢了“农妇”，欲娶西子姑娘，创作深受影响。不过，近年来似乎逐渐找回了感觉。较有影响的有长篇小说《再婚者的幽默》，中篇小说《姊妹连襟》、《清明过后是谷雨》、《故乡逸事》等等，1997年，在《芳草》杂志社得了一个中篇小说奖。
如果用老当益壮来形容汪烈九，倒真有些恰如其分。我知道汪烈九是50年代《沔阳文艺》的编辑，当了20多年右派。我从80年代初开始和他有了交往。那时，我给摘帽后回到《沔阳文艺》报当编辑的他送稿件的时候，他经常对我侃侃而谈。他那时尽的是一个文艺创作辅导员的责任。到了90年代，汪烈九调到市政协工作了几年，人也快60岁的时候，竟然在文学传记方面趟出一条金光大道来了。形容别的作家高产，说是一篇连一篇地发，形容汪烈九高产，该说是一部接一部地发，都是些中篇乃至长篇传奇。王敬斋、张难先、陈诚、谢冰莹，好多人他都给编出一部传奇来。看好了哪家刊物，投过去就得以发表。一次发不完，就给人家连载。我到汪烈九家去，把他书柜打开随手抽出一摞杂志来消磨时间。发现竟然每本上面都有一部是汪烈九写的。汪烈九现任湖北省政协文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燕京文化开发研究院特约作家，广西《文史春秋》杂志社特约编撰。我说这都是虚名，汪烈九其实是一个从行政岗位上退休，到文学岗位上就业的专业作家。
文学确实是一个古怪的精灵。有人没写出什么东西，写不好什么东西，竟在文学的领地里浪得了一定的虚名（科技界肯定比文学界好得多），而有的人实力非常雄厚，却默默无闻。我新近才知道的余力文便是一例。余力文是我市九合垸原种场中学的教师，我得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叫《书斋琐记》，望余力文能原谅我借用一段：“台湾大学向我约稿，香港大学征集学术文章，《文讯》评选为当年优秀篇目，国际南社学会收有数篇文章，《香港文化》选了一篇传记，耶鲁大学友人要介绍我参加国际笔会写作。”由此可知，余力文的文名在台湾、香港、美国颇不赖，可在国内却没有什么名声，在省内，甚至在市内都没有什么名声。我想象着，一位清瘦脸庞的知识分子，在九合垸中学尚不平整的操场上踱步，脑海里却在激烈地斗争：这篇刚杀青的散文，是看A先生的份上给《香港文学》发呢，还是看在B先生的份上给台湾的《中央日报》发呢？要不，寄给美国C先生主办的《一行诗刊》？
杂文，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要写好杂文，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善和文学艺术修养。吴晓帆先生因为政界的阅历和新闻界领导者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