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遇故知，是人生最大快事。不过，不全是这样。当你穷愁潦倒，感到无颜见江东时，就会讨厌见到熟人。我劳改期间，就有如此体会。然而，越不相发生的事，越容易发生。在劳改队，我却不断碰见熟人。
刚进看守所，遇见初中时的同学张某某在岗台上值班，他盛气凌人地要我给他报告，我是来在矮檐下，岂敢不低头。被弄去宣判那天，又是他值班。当时，他气势汹汹叫我站过去，用绳子捆，不知怎的，绳子一下扯断。他请示审讯员，问怎么办。审讯员答复，随便捆一下了事。不明白，是他有意维护我，拿了一根朽绳子，还是因碰巧拿了一根朽绳子。这件事应该只有他才知道。
一位小学同学，也是看守，也姓张，与前一位同时一起工作。看守所规定，白天不准睡觉。我已是要死不活的人。其他看守见我白天睡觉，都放宽了。这位同学，每次查监，却不放过，总要将我拉起来。除此一人而外，看守所的看守中，还有我的街邻，与我同时长大的，郑某某，刘某某。有犯人向刘某某报告，说我为什么不扫地，他以我身体不好掩护过去。一天晚上，我肚子痛得要命，适逢郑某某值班，多亏他找来医生医治，才救了我一命。第一位张某某，后来，成了地区独立营长，我在苗溪背煤时，曾见着他。这时，我们地位悬殊，陌如路人，互相装着不识。郑某某后来曾到苗溪他姐夫处耍，仍与我热情摆谈，我并没影响他的前程。
在雅安监狱，共遇着两个熟人。一天，我不知看什么，突然，有人拍我肩膀上一下，回头一看，是第一位张某某的兄弟，小张某某，他是民警的一个班长。他同情地问我：“你是怎么会事？”我只能以一言难尽回答。他没再说什么，只是有些婉惜而已。后来再次见他，已是二十年后，他已是荥经公安局局长。为平反我的案件，我曾到荥经公安局，他表面对我很客气，却做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使我感觉哭笑不得。雅安监狱中遇见的另一个熟人是兰某某。一天，有一位干事到我们队上找瓦坭，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小学时同学兰某某。我假装不认识，车转头去，他是否认出我，我不知道，因为并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小时候，他打摆子，我们就说他是强盗，拉他出去枪毙，他的病被吓好了。现实中，我却成了真正犯人，他却成为管我的干部，洽好打个颠倒。以后，我再没见过他，却在名山见过他姐姐几次。
在雅安被送到名山农场的路上，在车站等车，遇见同一生产队的好心的曾母母。她看我又黑又瘦，就同情地塞给我五角钱。我坚决不要，押送的武装要我将钱收下，我只好收了。我只有用眼光表示我的感激。这是我当犯人以来，第一次有钱。在名山农场时，我没有碗吃饭，就用此钱买个碗。每次吃饭，我都记起曾母母。
在名山劳改时，一天在地里扯草，有人从背后拍一下肩膀，而且问：“什么时候调到这里的？”转身一看，是师范同班同学张文强。一见是他，就赶忙说：“什么调到这里，这是劳改队。”他一听见，就逃之夭夭了。
与我相处时间最长的熟人，是苗溪基建队管教干事胥某某，他是我家街邻，又是郑某某的姐夫。我与他三弟是小学同班同学。我从小就在他家出入，早知他在当民警，在家时常常见面。1966年，他代表苗溪去雅安172厂调人，才知他是苗溪基建队管教。到苗溪后，一次背砖，爬不上坡，他曾拉过我一把。后来，我上大坪山，与他分开。1972年，我刑满就业，他又以基建队管教身份，带我们修铜头大桥。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基建队就业，就在他管辖之下。有人说，我能留在条件较好的基建队，是他庇护结果。其实，并不是这样。他虽是管教，却没什么权力。当时，基建队中队长对我较好，能留在基建队与他无关。我在基建队，遇见过他的父亲，他的妻子、孩子，他们全家人对我很同情。他妻子郑某某，曾多次说过，若我结婚没房子，就把他们的房子让给我住。后来，他当了中队长，我曾同他大吵大闹，他也没起气。
在大坪山上，没有遇见熟人。但是，我去背煤的山下，却是当年教书的大溪乡，这里就有许多熟人。一天，我来到当年所教学校门口，正在装煤时，一个娃儿在旁高叫：“劳改队，”学校一个教师走出来，一见是我，就把娃儿抱走。我是认识的，他是我当年一起教书的同事孙某某。他怕牵连，避开了我。也有不怕牵连的高某某。他家在我们背煤的路上，他曾多次招呼我到他家喝茶、吃水，问过我劳改经历，我表示对他感激。
在此遇见的第三个熟人，是同我一起分配到宝兴工作的同学李某某。一天，正在背煤过河沟时，一队打着灵坪造反总队的男女，正从大坪山上慰劳军人归来，带队的就是李某某。双方对望一眼，并没说什么。我有意在河沟石上打着拐，他们只能等我。到我离开后，他才向同路的人指指点点评论着。后来，我去宝兴落实政策，又遇见他，他却把此事忘了。我平反以后，他对我较为热情，我认为，当年只能对我那样。
在芦山李子坪修路，遇见了读师范时的班长聂某某。一天，我从苗溪场部背砖上山，打拐时，我唱起毛主席诗词歌曲。当时，他是芦山铜头小学校长，正从山上打猎归来，从身边擦过，我并未理他。他似乎认出我，走了转来。“你是哪个中队的？”他问。“你问这干什么？”我反问。“你们管教是谁？”“这与你何关？”他居高临下的问话，使我很不满意。“你是，……”“我就是我，聂某某，你要怎么样？”我有些气愤。他态度缓和下来，递一技烟给我，我谢绝了。他说了一番当年对我帮助不够的不痛不痒的话。我告诉他：“谢谢你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用不着你来审讯，也用不着你来教训。”他不知说什么好，终于不欢而散。刑满就业后，在铜头场修大桥，他却找到劳改队来了。他们要搭伙，碰见我，要我去帮找司务长，我让他自己去找。他又找来原来同班的，当时在天全老场小学教书的何昌栋，似乎在我面前显示，他们比我会处事，我对此自是十分不满。后来，他当了芦山党校校长，我考社会科学院时，想从那里找点资料，他却什么也没提供。这时，我却会见当时在芦山中学教书的、原来初中、师范时的女同学姜敏，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
在基建队就业时，遇见师范同桌读书的骆某某。1962年，他因家庭成份不好，被遣返回家。遇见我时，在当石匠。他对我同病相怜，于是，就在馆子内招待我一顿。以后的星期天，我成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