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一篇怀念大伯的文字《洁净一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伯的洁净相比于我的文字描述，更有过而不及，而那些文字更是无法表述我对大伯的深切情感。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另一位伯父，我的二伯，我是不甚熟悉的。不甚熟悉的原因很简单，他是常年不在家的，在外面矿上做临时工，具体什么单位，家里人也不是很清楚。有见过他的人，一次回来说是这里，另一次回来或者换了另一个人，就很可能说是另一个地方。我在老家的童年时光，只是在春节的时候能匆匆见上一面，而这一面也很短暂，倒不是他回来就走，而是他回来后就会聚集在村上什么人家里喝酒打牌，很难见到他。
显而易见，二伯和大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大伯是顾家的、洁净的、温和儒雅的，二伯在我不甚熟悉的眼里，是流浪的、邋遢的、乖张蛮横的。说他乖张蛮横一点也不夸张，听母亲讲，在我小的时候，大约不到两岁时，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小姨回老家，小姨也无非刚十三四岁。临近春节的深冬，大雪飘飞，坐着大伯赶着的毛驴车，中午时出发，一直到天黑还未到。当然，北方冬天天黑得早，大约五点钟就暗下来了。又冷又饿，大伯就到路边的地里拔两个红萝卜给我吃。离家还有大约几里地的时候，母亲让她的小妹我的小姨跑着回家报信，看谁能接一下。快到村口，见到哭着往回跑的小姨，说是我奶奶有病在床，二伯躺在床上睡觉。叫他来接，不动，说：“反正也快到了，我去接，不也得往回走么？”
那一个冬天的行程，尽管母亲把我捂得严严实实，我的手脚还是都冻了，据母亲说浑身几乎冻掉了一层皮。从那以后，每年冬天冻手冻脚成了习惯，不论保暖得如何及时，冷风一吹，必然起冻疮，小手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两手轻轻一拍，鲜血就会顺着裂开的口子往下流。后来一位老中医给了个偏方，用茄杆根煮水浸泡熏蒸，整整三个冬天，上大学那一年，才算彻底根除。
这些事情，是长大后才得以听说的，小时候的我对二伯的印象不是如此，他是神秘的，游离的，不可亲近的，也是有本事的。但这些统统和我不相关，我的快乐和生活里，没有他的影子。我的身边，除了父母，只有大伯和常常来往的姑姑们。
大伯生病的时候，我曾去探望，大伯的洁净和要强，使我的探望仅仅停留于嘘寒问暖，他是无需我去照顾他的，衣物洁净整齐地叠放着，食物分门别类洗净准备着，家里纤尘不染，甚至还要为我们准备饭菜。只有在最后的日子里，才肯让几个姑姑在身边照顾，那是不能起床了。最后几天，大伯不肯吃东西，或许有吃不消去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怕自己身后污脏了别人。
二伯生病的时候，能吃能喝能动，就是不伸手。在家的两个姑姑伺候不过来他自己，我父亲也要每星期去看他两回。想喝水，出五块钱让外人打给自己；想吃油条，出十元钱让送到家里床边；衣服脱了往地上一扔，碗筷用了往桌子上一放，天冷了不愿起床，就在床上拉屎拉尿。仿佛别人伺候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别人家里有多少事体，他的事最重要；不管其他兄妹身体能不能承受，五分钟不见人就喊天摸地。父亲后来心脏不好，就是这四年中，二伯无时不追着的电话，饺子皮厚了不吃饭，水凉了不喝水，村里的熏鸡不给做了之类。村里卖的熏鸡是单给他做的，本村的人都爱吃卤鸡，只有二伯这在外面呆过的人吃熏鸡。但是，在外面呆过的人吃熏鸡，回来没有就跟着吃卤鸡。二伯不行，说是口味难改，要我说是摆谱摆派，恶习难改。
最近一次，跟父亲回去探望他，他抱怨姑姑做饭不好吃，讲锅给踢翻了。姑姑在一旁抹泪，父亲不言语。沉默半天，父亲说：“二哥，这个家里，你都吃过谁做的饭？”
“嗯？都吃过。怎么了？”
“这个家里，谁吃过你做的一次饭？”
“嗯……”
“没有一个人吃过你做的一顿饭，没有一个人得过你的好，大家还在尽心地伺候你；你吃得比别人好，你用得比别人多，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怨言？”
前些日子，二伯去世了。我跟父亲和弟弟去料理他的后事，整理他污秽的遗物，从太平间抱他到车上，然后陪送他回家。一边做这些事情一边在想，一边在抱怨：大伯，那么受我尊重和亲近的人，最后也没能使我这样出过力，也没这样得过我的好，二伯你凭的什么？
灵车外的灯光昏昏暗暗地闪过，二伯他回答不了我，我也回答不了自己。就如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人们往往小心讨好着那些对自己不善意的人，怕他们弄出些不利的事情伤害自己；而那些百般呵护自己的人，因知道他们对自己好，不会伤害自己，反而不甚在乎了。还比如那些老话，哭的急的孩子有奶吃，最疼爱的往往是不孝顺的，等等。亲情如此，世事如此，人们都在这个悖论里清醒地糊涂着。
然而，毕竟是亲情，能怎样呢？
我轻声对二伯说：“拐个弯就到家了，记得路啊！一路走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