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路不见了，房子盖好了，家电配齐了，外公却不在了……
农民不交税了，种田有补贴了，娃娃上学免费了，爸爸也退休了……
妈妈越来越年轻了，农村富起来了，与外界联系方便了，哥哥却终于走出大山在城市里买房子结婚了……
六十年的风雨兼程，一家三代人的生存轨迹伴随着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史，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用一种感恩的心情去回忆，去思索，去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生日唱响一曲赞歌！
“青山绿水长留身前浩气，花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石碑上这副挽联在绿松的环绕中在雨水的冲洗下更显得气势恢弘清晰明目，这里埋有一位老人的身骨。他不是什么轰响世人的名人，他亦非可以让世人永生难忘的领袖。一句“老支书”便是他的整个人生，留给子孙的却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恩惠和铭刻在心的永恒。
1925年至2002年，77年的生命历程，从“书记”到“张书记”亦叫响了外公的接近一生。外公逝去后外婆的那句“他民国14年生”让我愣上半天，“民国某某年”对我没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生辰记时法，袁世凯孙中山永远也只是我停留在历史书上的回忆。77年，不长亦不短，因为作为后代子孙，希冀老人能够长命百岁，永世安在，但从单纯的数字剖析，我们也该明白77年的人生，这位老人本身也就写成了一部书，是一部需要后人用心用情感去仔细研读和总结的沉甸甸的历史之书。
外公从未向我们讲起他曾经叱咤战场的风云故事，只从外婆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奔走在抗美援朝疆场上的外公曾经是何等的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在他永远挺直的腰板中，作为子孙的我看到的是一位军人才会永远保持的姿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是外公教会我们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争平息，中国开始了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改革。战功显赫却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外公毅然选择留在这个方圆只有几十里的山沟沟里担任起了“村支书”，这一任就是三十多年，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公社，从合作公社到土地联产承包，在这片土地上，外公倾洒了他全部的心血，那个拿过枪驰骋过疆场的老兵用他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引导着村子里早先只有的几户人家一点点开拓，一点点向前进，到后来人越来越多，到后来村子越来越富裕。
没有深究文革中外公都有过些什么样惨痛的经历，那段历史没人愿意提起，只知道惨遭批斗的外公在一批老同志都不堪忍受而选择轻生后依然活了下来，走到他七十七的高龄，除了皱纹和白发留下岁月的痕迹外，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他坚挺的腰板和峻毅的眼神。曾经的战友都成了市县级不小的官员，时常一路颠簸着来到农村钓钓小鱼、喝喝小酒、吃吃农家饭、和外公叙叙旧，一个个大腹便便，衣衫整齐，惟有外公伸出长满黄茧的手，半敞着一件亚麻色的已经耷拉下来的衬衣，穿一双老式布鞋。已为县教育局退休局长且为县重点高中名誉校长的周爷爷总爱拉着外公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到：“看看你，老张”。外公微微一笑，扭转眼神望着堰塘里不时翻跳起的鱼，对周爷爷说：“看看，我放进的那些武昌鱼，明年等你们在来的时候，估计就有一筷子长了，咱们又可以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外公爱喝酒，一日三顿饭，只是每次他都用只装一两酒的小杯慢慢的酌上两杯，不会不喝，但从不多喝。
早些年，大姨给外公买回一台老式收音机，农村的人都习惯早起，每天早上外公总是把声音开到最大，然后左邻右舍，屋前屋后的人都能听得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红色经典。在后来，外公用自己劳动攒下的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和表妹十二岁生日的时候，外公亲自去了躺省城，给我们一人带回一块“宝石花”机械表，那时价值150的表应该是我收到的最昂贵的礼物了，只到今天我还小心地保管着这块漂亮的手表。在后来，外公给电视带上彩了，并且装上了数字接受器，破旧的小电扇被换了新，皮质沙发也搬回了家，劳动了一辈子的老人也该享享福了。
农村一天一天旧貌换新颜，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外公的期望，我们孙几个都要考上大学，只是在他去世的时候，也只有哥哥一人踏进了大学之门，而剩下我们几个都还年小。
外公一直看好爸爸，甚至与妈妈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有父母撮合的成分。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爸爸是第三代村支书。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二十几年的时间，整个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亦如此
爸爸接任村支书的时候还是属于改革初期，村子依然呈现着落后的面貌，祖祖辈辈的人都渴望从土地里刨出个金钵钵来，几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被扁担压弯了脊梁，却也只能满足最基本的温饱，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一旦遇到天灾便就陷入了绝境，那时侯还得背负着沉重的税费，人头税，地税及孩子们的学费，对于粮食变不了钱也无其他任何收入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压迫。
从开始懂事时起见得最多的就是县镇级的领导下乡驻队和村领导挨家挨户的收税，遇到不配合的钉子户竟然采取最野蛮的压迫手段。从没有身为书记家的千金而沾沾自喜，却视爸爸和那些领导为“坏人”，稍大一点才明白爸爸也有他的无奈，多少次私底下不住的叹息，多少次用自己也不多的工资为那些实在贫困的家庭抵税。
农村一点点在变化，可那些贫困的画面已经深深的刻在心上了，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得提醒自己我是一个贫困中长大的孩子，我得要努力拼搏而不能懈怠。
印象中村子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如今已为市劳委科长的杨华叔叔。那年，我五岁。杨叔叔的爸爸带着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敲开了我家的门，因为拿不出大学的费用而决定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点着一支烟，爸爸沉默了好久后站起来留下一句“我去想办法，这学一定得上”后走出了家门。在后来小宏叔叔，陈涛哥哥到我自己的亲哥哥，村子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每每过年时节，这些年轻人聚集在我家狭窄的屋子里谈论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和富裕的生活，爸爸通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着这些年轻人给村子带回来的新讯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农村将会改头换面的希望。
“知识就是力量，农村的脱贫致富关键就是观念的改变”，从此以后村委会一致决定设立一项奖金，对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进行物质上的鼓励。在周边的村子里，这是首例，一直延续至今。
贫困没有彻底根除，但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