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小说里曾经写过一个穆先生，是确有其人的。真人姓朱。
朱先生是南开毕业的，学化学。毕业后在北平开药房，药房就在西单把口往南的街面上。记得那时那一带没工作的人和个体劳动者，有个头疼脑热，多是上朱先生的药房买几片药。有工作的人，可以到医院大把大把地拿药，用不着几片几片地买。太小气。公费医疗嘛，不花自己的钱。
朱先生店里有个小伙计看店，自十来岁就在这儿学徒，完全是朱先生的风貌。
我五六岁时有一天发烧，姥姥带着我去了朱先生的药房。小伙计立刻迎了出来，问，您哪儿不舒坦？听说我脑袋疼，先把手在热毛巾上捂了捂，轻轻地按在我的脑门上。说，有点发烧。试试表吧。说着拿出来表让姥姥夹在我的腋下。又拿起我的手腕放在柜台上，轻轻地按着脉搏，嘴便问是不是着了凉什么的话儿。姥姥说，可不是？夜里踹了被子。
和蔼又不失认真。
来药房买药就是病了，大病小病都难受。一定得上心照应，人没病没灾地活着最要紧。这是朱先生惯常的说法儿。小伙计自然也这么去做。
接着拿出表一看，说，烧得不厉害。小孩子尽量少吃药，多喝水就行。这么着，您先拿两片阿司匹林，回去多喝水就没事儿了。
然后，取出封在玻璃柜中干净得发亮的杯子，倒了热水看着我把一片药吞了。又在一摞裁剪成小方块的白纸上去了一张，把另一片药包了，递给姥姥。总共三分钱。又恭敬地把我们送出门。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姥姥没显出丝毫份外的感激。想是习以为常了。
因此那一方不少的人，几乎和朱先生的药房是不离不弃的关系。
朱先生有多大岁数呢？在我上小学时，朱先生已经就有五十多岁了。印象里老爷子十分精神，尤其冬天的黑呢子大衣和呢子礼帽，让人很难忘记。
朱家的院子在胡同把口。大门两边蹲守着青黑青黑的石狮子，很威严。黑漆漆的包着铜皮边儿的大门紧紧关着。只要一进胡同，远远地就看见了朱宅。因为整齐，干净，显得与众不同。
朱先生平日虽然话不多，脸上总是微笑着，不管和谁遇上了，不说什么话也都点头问好。面子上随和，这是老北京人的作派。
老北京人的骨子里却很有脾气。朱先生自然也是有脾气的。以致招来了后面的杀身大祸。
这事儿我是长大以后听说的。
那时我们这一条胡同只有朱先生家订报纸。那时一份北京晚报才三分钱，三分钱就买一个火烧。所以胡同里的人大多留着钱买火烧，便有了一顿早点。想看报纸，就和朱先生借。朱先生看报的时间晚，在吃饭的时候看。所以，下午四五点钟报纸来了，先张三，李四的传着看。约莫朱先生的饭点到了，就赶紧送回去。朱太太是个好说话的人，每次送回去时，还总是客气着，说，您不用着急，早看晚看还不是一样么？
久了，便成为习惯。每天四五点钟，朱先生家大门外便蹲着一溜人，一个看了一个紧接着看。这习惯一直延续了好几年。
有一天，朱先生为这报纸发了脾气。
那天看报纸的人多了，不知在谁手里把报纸弄得皱皱巴巴，像在屁股底下坐了似的。送回来一到朱先生手里，就听见“啪”地拍桌子声儿。朱先生三步两步地奔出来，追了上去将报纸扔到那人的脸上，说，给它鞠躬，我要你给它鞠躬。
这时朱太太出来把朱先生拽了进去。在场的人都愣了。从此就没人再来借报纸了。朱先生把报纸看得象命一样，谁还不敢惹他？
平常看惯了报纸，如今想看得买去，又舍不得一个火烧。久了，难免不气愤。
文革时抄朱先生的家，我已经记事了。
先拉走了三大卡车东西。书是太多了，多的让人不耐烦。除了把古字画装上车，其余的就全烧了。从中午到晚上，朱先生家院子上空一直翻腾着纸灰，一股股热浪往四周围喷。烟在院子上面的天上不散，便凝成了一片云。
那时候，朱先生已经死了。老爷子那么大脾气，却不经斗。
奇怪的是那片云始终不散。不偏不斜地贴在天上俯视着下面的院子。
有人说那是朱先生驾着云呢。他在天上看着哪，看有没有人还敢把报纸搁在屁股底下。也有人说，烧了那么多书，朱先生不能就那么一走了事，他心疼。还有人说，朱先生在看着那个告发他的人，如何下场。到底是谁告发的呢？
老爷子当年把弄皱的报纸仍在了那人的脸上，还不得罪人么？运动来了，要把老爷子打翻在地，红卫兵就是再朝气蓬勃也不能说借报纸的事儿。要说许多的想象，比如：反动言论呀，怀念旧社会呀，他父亲是大地主剥削致死多少人命呀，等等，等等。这些足以要了朱先生的命。尽管他卖了一辈子药。
据说，朱先生惨死后，那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天上的朱先生到底为什么不走，我却始终疑惑以上的说法是否得当。